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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收入300万的小型培训机构 到底有多少含金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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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片蓝海之中的校外教育市场,自去年两会之后就站在了聚光灯下。“要整治、要规范”,从上而下撒下了一张大网,校外教育的“大清洗”运动拉开帷幕。

一时间,行业里哀鸿遍野、怨声载道,丢了饭碗、断了财路,能不苦?但也有人拍手叫好。几家欢喜几家愁,也正是这个行业最真实的写照。

在一家咖啡厅里,锌财经记者见到了张铭(化名,下同)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穿着一件土咖色的高领毛衣,虽然才毕业两年,却俨然一副老教师的风范。眼前的张铭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采访,他说:“都丢饭碗了,还有什么好讲的。”

一个星期前的张铭,还开着自己经营的小补习班,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可以,但现在整个行业正在面临“大清洗”,不可避免,张铭的小机构也被洗掉了。

显然,他并没有发现我就是将要采访他的记者,只顾一心看着窗外的飘雪发呆,这倒与店里的嘈杂声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看到我走过去,张铭这才回过头来,意识到我就是接下来跟他畅聊几个小时的陌生人。就像两个刚见面的人一样,寒暄的内容总是从不痛不痒的话题开始,然后慢慢放下戒备,再挖痛点、揭伤疤。

“我算是失业了,教了三年的书,这次可算到头了。”张铭冷不丁地甚至有些突兀地插入了这句话,也开启了我们这次对话的主题。

01

我的课家长抢着要,但我失业了

老家在外地的张铭还在念大学时,就开始去学校旁边的教培机构代课。他说,一个月的兼职收入基本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,甚至可以不问家里要零花钱。家境并不富裕的张铭,刚开始接触教培的初衷只是想赚点外快,减轻点家里的负担。

“那会儿一个学校旁边围着好几家教培机构,赚钱啊!”张铭给锌财经算了一笔账,当时兼职的那家机构,平均每节课的价格在200-300元左右,晚托班一学期的价格是2000-3000元不等,只要有50个左右的稳定生源,一年下来,营收大概有300万,利润相当可观。


“我那时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开一家,虽然辛苦,但赚钱还可以。”毕业之后,张铭也没有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,在向家里要了一些钱之后,在临平一所学校的小区里租了一个套间,便开始自己办辅导班。

“也想过开正规的店面,手续麻烦倒也不是大问题,但好一点的地方租金就要10万元,加上装修,家里也出不起这钱。”张铭说开在小区也是出于无奈,“一开始学生人数并不多,大厅里都没有坐满,后来口碑做出去,好多人都来加价要座位,多的时候40几平的客厅里坐了16个人。”

一个月2万元的收入在张铭看来并不是个小数目,除去每个月的房租开销,还能打一部分钱给家里。张铭说:“赚钱归赚钱,但还是在用心做,不然也不会有人加钱来上课。”

白天备课,晚上辅导,周末上课,几乎没有假期。在张铭的眼里,这样的日子是辛苦而快乐的,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2018年,新年刚开始,所有人都沉浸在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喜悦中时,张铭收到了社区配合政府全面整治“非正规辅导机构”的消息。


“上个星期的事,倒也好,给自己放个假,回家的机票都买好了。”张铭露出了一丝自嘲的笑容,说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,至于回不回杭州,他说暂时也没做决定。

其实这次整治,从去年的12月份就已经开始,估计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4月。像张铭这样的小教培机构,正面临着一场“大清洗”运动,对于这些人来说,就像杭州现在的天气一样,寒风凛冽,大雪纷飞。在即将到来的新年之际,他们没了财路也没了生计。

02

不,不是寒冬,是春天!

像张铭这样的小机构还有很多,他们小,但并不代表“差”,但在商业世界里,没有人情,也没有同情,更没有人来听你讲故事;在商业世界里,有的只是规则。“洗牌,并不代表是整个行业的寒冬,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。”首掌教育创始人汪艺说。

校外教育的市场有多大?

据中国教育学会数据显示,2016年国内中小学课外辅导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,2017年已经超过万亿级别,参加学生人次接近2亿,相关教辅机构教师人数超过800万。且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,在未来五年内,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,增速会超过25%。


有数据显示,目前仅杭州一市,工商注册在列的校外教育机构就有39000多家,其中文化课辅导机构近一半。

薛佳丽(化名,下同)是杭州某公立学校二年级(一)班主任,前不久曾做过一次调查,全班30几个人,超过2/3的人会在放学后参加晚托班、周末也会在各类机构进行补课。薛佳丽说:“现在的家长不怕给孩子花钱,就怕自己孩子落在别人后面。班级里有个孩子的妈妈,平时放学后,给她女儿请了专门的家教,周末不仅有钢琴课,还要去新东方学英语,这一个月下来的成本,都比我的工资高了。”

如此疯狂的需求端,也造成了供给侧的泥沙俱下。锌财经在过往的报道中,也窥探过幼儿教育培训行业的乱象。可以这么说,要是国家不出限制政策,这个行业仍将长期处于蓝海期。

360行,行行有行规,更何况是教育。像张铭这样,他坏吗?不坏。在锌财经与他的交流中,能够感受到他的用心和无奈。用心的是他赢得了口碑,无奈的是他死在了规则之下。


朱开成(化名,下同)也趁着这片蓝海,一年前在滨江开了一家教培机构,租了400多方的场地,装修设备花了20万左右,但现在也要面临停业的窘境,原因是场地面积达不到500方的最新标准。

“实在没地方租了,当时二楼的场地也是谈了好久才谈下来,一听我要办补习班,还给我提了价。”朱开成说,当时谁都知道小孩子的钱好赚。

如同汪艺所说,教培行业的“大清洗”运动,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寒冬。“这当然是春天啊!”郑新阳(化名,下同)已经在杭州各个区开设了7家教培机构,全都符合资质。

郑新阳最近也刚入股了一家位于江干的教培机构,“那个机构也开了四五年了,刚开办的时候没那么严,很多证件都没补齐,现在新的规定一下来,就达不到要求了,所以找到我希望跟我合作,挂我机构的招牌,把各类手续补全。”


就跟前苏联的“大清洗”运动一样,死掉的并不一定是坏的,如同张铭这般;活着的也不一定是好的,如红黄蓝携程等“知名”机构爆出虐童事件后,仍靠着强大的资本存活于世。

但不可否认,整个校外教育行业正面临着“大清洗”运动,不关乎好坏,只关乎当下的最新的标准。

03

再火,也不过是教育体制的附庸

国内的教育体制一直是为人所诟病的一个话题。不得不说,现在的校外教育行业成为一门“能赚钱”的好生意,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当归结于现行的教育体制。

虽然近几年体制改革、减负的政策一直在实施,但只能说是在原有的体制上修一下枝节罢了,真正的“一考定终身”的根基并没有撼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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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2月4日 09: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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